大学文凭 对老爸的承诺
「我不知道。我只能告诉她：我曾经跟你一样，也不喜欢上学，我逃走了；而且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答案。」但母女约定：只要念完高中，女儿就自由了。
五十三岁的殷琪大笑：「因为我老早体会过不上学的好处。」
名片上有着几个董事长头衔的殷琪，除了念完幼稚园那天，她曾经别着小红花上台领过毕业证书之外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她全没念完，不是休学就是被开除。在台湾、美国两地漂荡，直到她向父亲许诺，要念出一张大学文凭送他。那是她生平第二张毕业证书。
我不叛逆 我有许多疑问
「我从不觉得自己叛逆，我的父母也从没说过这两个字。现在想来，以前的我有许多疑问，却找不到答案。」在大陆工程卅一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里，午後冬阳透过大片玻璃窗洒落下来，一室灿烂。光线可能是这里最亮眼的装饰了，海边拾来的巨椽漂流木被珍重地悬在墙上。偌大空间里，极空、极简，非常大气。
殷琪办公桌後方，挂着比真人还巨大的影星艾尔帕西诺素描。画中人酷酷地矮身抄起撞球杆，睨眼盯着前方，彷佛下一秒就要蓄势击发。
「我非常喜欢他，每年都要复习『教父』，很多台词我都会背了。」 画像彷佛某种线索，让人看见她内在的不羁。
不安的心 总在寻找出口
朋友形容殷琪是「永远在探寻答案的，不安的灵魂」；她则感谢企业家父亲殷之浩、文学家母亲殷张兰熙容忍她年少不知所以的漂荡和探索，任她寻找出口，安顿自己。
小学是她十分不愉快的记忆，「我只能用『痛恨』两个字形容。」记忆里那是：「一根旗杆，旁边站着一个老是在骂学生的大人。」
老是挨罚 小五自我解放
课堂上，小楷写出框框了，重写；没写完，不准吃饭。学生犯了错，就去罚站墙犄角儿。有次，她为被罚站的同学出头，於是，「我就被打了。」殷琪形容老师用鸡毛掸子当教鞭打手心，还要把缠在柄上的藤皮给「un-wined（拆下）」！幼时的不平，至今还闻得到火气。
她忍到五年级，不干了，「我要从学校逃走。」不上学的日子，她跟着一位陈太太学英文，秘密想像着有一天浪迹天涯。
火攻校园 美国学校难容
即使初中念了学风相对自由的美国学校，殷琪是被开除的。「原因很无聊啦，」学校设了一个小岛，上头放个「思考者」雕像，岛名「Senior Island」，殷琪和朋友不服气：「只有senior（十二年级）才准思考？」一夥人放了一把火，火烧岛。
「小孩子需要一个理由对学校做些不礼貌的事。」殷琪说。但别人看来「偏差」的「火攻学校」、抽菸，父母没有惩罚，因为「自己做的，你就得扛；学校罚了你，够了」。
再者，「我猜我父亲对我这些行动，他心里是有点乐的││我做了他想做的事。」现在，殷琪深情地说：「我愈来愈像他了。」
14岁赴美 仰望反战游行
再度离开学校，她到了美国，那时正是反越战运动的尾声，十四岁的殷琪「恨不得快快长大」，跟着反战游行的人群干些什麽事儿出来。
她常到着名的文化地标，旧金山的「City Light」书店朝圣，「去闻那些书的味道」。想像着那些「垮掉的一代（beat generation）」作家就在她眼前，可能是写出小说「在路上」的杰克．凯鲁亚克正坐在书堆中，手上的菸灰无声地掉在地上；或是亚伦．金斯堡正朗读自己的诗，反主流嬉皮客吸着大麻、喝酒、读诗……
但真实的情况是：殷琪说，她看得出那些大人的眼神在说话：「喂，小鬼，回去多读点书再来吧！」
一九七七年，她实现对自己的承诺：大学毕了业。她送父亲文凭时，看见他脸上的惊喜。「他们系在我身上的那根线，要够长，又不能松得让它溜掉。等我当了妈妈，才知道那有多难。」
安定下来的殷琪回到台湾，进入大陆工程当父亲的跟班。那时，台湾还是戒严，家里订的英文杂志，若不是敏感字词会神奇地杠上黑色块，要不就是某几期永远收不到。殷琪说：「我觉得不能呼吸了，这里没有自由的空气。」
高铁10年 就当是场修行
殷琪自嘲：「前高铁」时代的殷琪是率性的，「想做什麽就做什麽，我不会给太多理由」。但是，卅余岁从父亲手里逐步接下大陆工程、让老字号的大陆工程股票上市，由公共工程出发，再扩展至住宅、社区、造镇，十年内营业额成长卅倍。接着怀孕生女、投入台湾首遭的高铁BOT计画。殷琪承接了常人颇难想像的考验与重担，其间有太多的自我修剪和调整。这并不容易，她说，「就当高铁是场修行吧」。
庞大的ＢＯＴ案有高度政治性，加上技术复杂，她得与各方势力周旋。殷琪说，至少她学到一件事：中文太奥妙了，真正的重点常是藏在措辞背後的暗示与角力。如今，「我的中文进步太多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好了。再好，我就会变成虚伪的人。我不喜欢。」
增资不顺 工地寻求安慰
当增资不顺、种种批评让她难受的时候，她的对策是：「走，去工地。」工程师出身的父亲教给她韧性，工地总能安慰她。当她戴着黄色工程头盔，眼见「灌浆的灌浆，打桩的打桩，看着他们，就能把我拉回到事情的本质：要把这条铁路盖好。」
当高铁橘白身影终於在台湾岛上疾行，殷琪真诚地说，高铁十年，不是个愉快的过程，但她喜爱与她共事的夥伴。「我从不後悔，但如果重来，叫我再做一次ＢＯＴ，谢谢，绝对不干。」
55岁交棒 人生还给自己
事业之外，女儿及宗教给她极大的安定力量。身为藏传佛教弟子，她日日早课，近来也向圣严法师请益佛法，谈生死、谈世界，也谈企业责任。她对师父说，五十五岁她就要在事业上交棒，「我看到很多经营事业的长辈及同辈，到了一个岁数就不会放手了」；她不想这样。
「五十五岁，很棒的年纪。」回首走过的路，「我过得算丰富了，人生该做的，都做过了，明白许多事其实也没什麽了不起」。事业不是她生命的全部，她要把人生还给自己。「我还可以做些更『有营养』的事」。
近年她一头栽入理解奴工问题，发现全球的奴工人口比率是有史以来最高，许多地区的人世代为奴，八十美元竟可以买一个人，七岁的小孩从来不知道自由人的滋味…。殷琪说，「我非常吃惊，这麽重要的事，竟然我们都不知道。」
同情奴工 真想杀了人蛇
有时她彻夜上网，读到义愤填膺，上班後还余怒未消。找来年轻朋友讨论可以做些什麽，朋友告诉她，许多地区的奴工都是被集团老大控制的，生活条件极不人道。年过五十的殷琪忘情地大喊：「我们可不可派人去杀了这些老大？」
朋友眼中，殷琪若不是肩上担了父亲的爱与事业，这位「超级热血的资深青年」，早就该像她早年敬佩的古巴革命家切?格瓦拉，跨上摩托车，打抱不平、巡视天涯去了。
《那年20岁》着迷共产党教授 选读经济系
「廿岁那年，我看了这辈子最多的电影。」那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圣塔芭芭拉分校（UCSB），一个靠海的美丽校园。在那之前，年轻殷琪刚结束餐馆打工端盘子的人生体验，流浪返家，几经思考：「好吧，还是念个大学吧。」
上学这事儿，对殷琪一向不是那麽顺当。她决定，把大学文凭送给父亲，那将是她此生送给父亲的第一个大礼。
更何况，她和父亲才刚言归於好。十八岁那年，她在美国佛罗里达，殷之浩在台湾，父女两人跨海吵了个大架，「打电话吵、写信吵」，但是，到底吵什麽，「我们都忘了。」父亲少见地发怒，说她若不听话，就断了她的生活费。殷琪自是不屈服，一声不吭，到一家弹子房酒吧打工端盘子。
「啊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体验。」回想当年那个总是放着乡村音乐的大学城酒吧，来来去去的酒客、一大缸pickles，一大缸猪脚…，殷琪带着微笑沈思，彷佛光阴隧道那头，是个更好的时光。
在端盘子生涯中，她学得「第一眼就要能判断该如何『处理』这个人的敏锐度」、怎样应对可以获得更多的小费；更重要的，「我独立了，我证明我可以。」
廿岁前的殷琪一直是漂流的，直到终於想通：「大家都念大学了，我也念吧。」
会选上UCSB，都是因为白先勇。殷琪的母亲殷张兰熙是引介台湾文学到西方世界的重要推手，白先勇曾是她英诗班的学生。多年後，白先勇到了UCSB教比较文学。
「我不确定要念什麽，我想，看在我母亲分上，白先勇多少会照顾我一点吧？」她考了高中学力证明，搞定大学申请、背着行囊到学校报到，赫然发现││「白先勇那年竟然是休息年！」
第一堂课的教授「非常严肃」，殷琪当下转系，改念电影。看了半年电影，她对自己喊停。很多朋友那时都在UCLA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），她决定转学。
UCLA经济系有位出名的Baum教授，极有魅力，而且，「大家传说他是美国共产党」，多炫呀。年轻殷琪对六○年代的反叛氛围非常着迷，於是为了「传说中的共党」，她选了经济系。这是殷琪式的浪漫。
从此马克思、共党宣言等左派与非主流思考，打开了她看世界的另类眼光。换了两所大学、三个系，殷琪终於结束求学路上的漂流，在此定锚，并尝到知识的喜悦。
《不婚生女》重病老爸叹无孙 「我帮你生」
在殷琪办公室最温暖的角落，有她两名女儿送给妈妈的劳作：亮蓝加黄斑点的小蛇和站立的纸鸢；还有一帧笑颜满盈的小女孩合影。
在众多属於殷琪的「传奇」里，「不婚生女」是那个保守年代里震撼度最强的一项。少有人像她有勇气可以如此从容地将婚姻与生子分开进行：在结束两段婚姻之後，她决定生下属於自己的小孩。
现今十三岁与十一岁的两名女儿，是殷琪极大的安慰；她们是殷琪对父亲殷之浩的承诺。
那时候殷之浩已病重，在美国的病榻上，父亲对他挚爱的小女儿殷琪说，他心里有两件事放不下，一件是他没有孙子。殷琪说，「我爽快地告诉父亲：『我帮你生一个，孩子一定姓殷。』父亲笑了。」
另一件牵挂的事，他告诉殷琪：「你没有自己的家。」
那时四十岁的殷琪已离过两次婚，父亲担心她。殷琪在访谈中解释：「我一直很能独处，而且家的定义可以很广。」她极看重朋友，那也是「家」，她还有兄姊母亲哩。
但那时她安慰父亲：「等我生了孩子，不就有自己的家了吗？」
「我很任性、善变，我父亲非常了解我，他知道我是认真的。」父亲笑了，很温暖的笑容，「我要让父亲知道：不要担心我。」
那时她有男朋友，所以一切就这样发生了。
「我很知道我在做什麽。」从此她却成了舆论中「未婚生子」的「典范」，殷琪说那绝非她的本意。她说要当「无婚单亲妈妈」有两个条件：「第一，你要有独立的经济能力；第二，你足以坚强到承受社会各种刻板印象的干扰。这两样，我都可以。」
生命流转。一九九四年四月殷之浩病逝，一九九五年三月，殷琪的大女儿出生。
「生命是这样，」殷琪说，「我看到女儿的第一眼，马上知道：她不属於我，她是一个独立的人。」殷琪决定给这个小人儿完全的自由和尊重，就像当年父亲给她的。
「我不会说我的生命因为她们而更完整，因为我不能把我的个人需求架在她们身上，那太自私。」她非常感谢两个女儿，「教了我许多：我可以自我、可以任性，但对两个小人儿的责任是那麽真实。事业，我可以率性说不干了；对她们，不能。这是永远剪不断的了。」
【2009-01-01/联合报/A3版/大河人生】
